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籓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岛中，汉末以来，立女王。土俗已见前史。建元元年，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

倭者，自云太伯之后，俗皆文身。去带方万二千余里，大抵在会稽之东，相去绝远。从带方至倭，循海水行，历韩国，乍东乍南，七千余里始度一海；海阔千余里，名瀚海，至一支国；又度一海千余里，名未卢国；又东南陆行五百里，至伊都国；又东南行百里，至奴国；又东行百里，至不弥国；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马国；又南水行十日，陆行一月日，至祁马台国，即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往鞮。民种禾稻籥麻，蚕桑织绩。有姜、桂、橘、椒、苏，出黑雉、真珠、青玉。有兽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兽。蛇皮坚不可斫，其上有孔，乍开乍闭，时或有光，射之中，蛇则死矣。物产略与儋耳、朱崖同。地温暖，风俗不淫。男女皆露紒。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食饮用笾豆。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岁，多寿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岁。其俗女多男少，贵者至四五妻，贱者犹两三妻。妇人无淫妒。无盗窃，少诤讼。若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则灭其宗族。

汉灵帝光和中，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弥呼为王。弥呼无夫婿，挟鬼道，能惑众，故国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男子出入传教令。所处宫室，常有兵守卫。至魏景初三年，公孙渊诛后，卑弥呼始遣使朝贡，魏以为亲魏王，假金印紫绶。正始中，卑弥呼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复立卑弥呼宗女台与为王。其后复立男王，并受中国爵命。晋安帝时，有倭王赞。赞死，立弟弥；弥死，立子济；济死，立子兴；兴死，立弟武。齐建元中，除武持节、督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高祖即位，进武号征东将军。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身冉罗国，经都斯麻国，乃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劳。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既而引清就馆。其后清遣人谓其王曰：“朝命既达，请即戒途。”于是设宴享以遣清，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此后遂绝。

从东汉到隋以前，朝廷和倭国总体上讲是册封与被册封关系。《宋书》上记载，倭王赞死后，珍、济、兴、武四个继任者都曾经遣使贡奉，并求朝廷授予倭国自己提出的封号。7世纪初，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国力的增长也使得当时倭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了当时隋倭两国的交往当中。《隋书·东夷传》“倭国条”记有倭国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唐高宗时，倭国还与唐发生战事。

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主要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国名不雅，原因是因为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有“夏民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所以，更改国名为“日出之国”，即日本

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白江战役倭国惨败后，最迟在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倭国已经决定把对外的国号改为日本。至于改号的原因，往远说，可能是与隋唐以来倭国争取对等外交的愿望有关；往近的说，也不排除通过改变对外的国号来消除白江战役后其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消极影响这种可能。所以，在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所灭之后，日本在公元669年遣使入唐朝贺，这次遣唐使在朝见唐朝官方时，很可能就已经向唐朝提出倭国对外改称“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图书集成》上有记载:“咸亨元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但是，倭使的提议可能最初并没有被唐朝所承认，例证便是《善邻国宝记》中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国书中有“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云云”。(关于《善邻国宝记》中所引“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务悰等来聘，书曰:大唐皇帝敬问日本国天皇云云。”有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国内有意篡改了公元671年唐朝国书中“倭王”的称谓。笔者认同这种观点，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唐朝国书很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书”。此处既称“倭王”，可见唐朝并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至于唐朝之所以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这一事件，可能与白江战役后唐朝对倭国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关。郭务悰回国后不久，倭国爆发“壬申之乱”。天武天皇上台后，中断了与唐的外交关系。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日本才决定与唐朝恢复外交关系，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首的代表团使唐。可能正是从此次往来开始，中国朝廷才正式承认了日本这个国号。由于当时是武则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上“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的记载。。